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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说，在没看到那些厚厚的卷宗以前，熊廷弼对高起潜拿来的所谓‘平辽计划’，心中还很是不屑一顾的。

    大明建国时日已久，建国时尊奉的程朱理学，随着大明这上百年的发展也已日显僵化，已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发展。正德年间，一代大儒王阳明经过归纳整理和消化吸收前人的思想，提出了以心为本新思想。他以‘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为中心学说开创了心学一脉，使儒学有了新的发展。

    可程朱理学也好，阳明心学也罢，其实都属于哲学范畴。这些形而上的学问虽发人深省，引导思想潮流，但却不是什么人都能轻易学精的。而相比理学，王阳明先生创立的心学思想虽然要先进些，但因心学问心的特性，使大明文士的学风日趋走向空谈。

    许多没学到心学精髓的半瓶醋文生官员，都再也不愿去扎扎实实的做实事，只学会了大言欺人。他们还美其名曰‘关心国是’。

    就在这种崇尚空谈的风气影响下，大明朝廷内掌控舆论的所谓‘清流’官员，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毕竟大家都喜欢站着说话不腰疼），整个大明朝的风气也越来越显浮躁。

    具体到实处，那就是肯扎扎实实做实事的朝廷官员越来越少，而只为求名、扬名的官员却越来越多。

    到了后来，为了求名、扬名，那些所谓的‘清流’和‘关心国是’官员，甚至连最基本的调查研究都不做，就敢大言不惭的向朝廷上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来巧言政事。

    这些连基本情况（如辽东山川河流走向）都搞不清楚的文生官员，闭门造车搞出的东西，那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可偏偏这些似是而非的浮夸计划，拿来哄骗施政经验不足的年轻皇帝，却极易受到皇帝的好评。

    皇帝好哄，可这些不切实际的计划，素来自傲的熊廷弼却是一向难以忍受。

    尤其是现在，有着切骨之痛的熊廷弼，对这些只擅纸上谈兵的所谓‘清流’和‘关心国是’官员，那更是痛恨异常。

    就像那袁应泰、那王化贞，他们那个不是素有清名的清流官员。他们又那个不是把计划做的花样百出，吹的天花乱坠。可要不是他们，大明也不会在辽东接连惨败，他熊廷弼也不至于被囚在这诏狱中，虚耗这数年的大好光阴。

    还‘平辽’，要真由着他们乱搞，他们能不把山海关都直接葬送了，那就算是老天保佑大明了。

    抱着对所谓‘平辽计划’的极度不信任，熊廷弼翻开了桌上厚厚的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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