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群情激昂的大朝会最终以朝臣被一杀一吓，外加五六人乞骸骨去职为结局。

    从鬼门关走过一回后，金堡对皇帝又敬畏又感激，在陈邦彦之事上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非但不再坚持弹劾，还有自责反省之意，并向皇帝上了一份声情并茂的悔过奏疏。

    金堡作为言官里的领头人物，他的带头叛变给了言官队伍们一个狠狠的打击，短时间内仓促间聚集起来的小团体濒临瓦解。

    朱由榔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手段会让金堡变得如此拾趣，投桃报李，不仅免了他死罪和君前失仪之罪，还大大褒奖了他一番，并官升两级，提为礼部郎中，补了洪士彭的缺。

    同时，对剩下几个依然坚持处置陈邦彦的死硬派言官和清流，朱由榔又分别寻了几个由头，将他们或迁或贬，调离了中枢。

    至此行在中反对陈邦彦所作所为的言官和清流们元气大失，小团体四分五裂。

    朱由榔趁势下达了一道令旨，诏谕两广内凡被点到名的士绅和勋贵宗亲，只要主动将侵占的卫所军田交还给朝廷，朝廷则对其罪责既往不咎，一月后若还没交，朝廷将依律严惩，绝不宽宥。

    这是针对陈邦彦斩杀士绅的善后补救之法，诏书一下，朝中百官大喜，以内阁首辅翟式耜为首纷纷大赞天子仁德，颂扬之声一举压过了之前对陈邦彦的讨伐之声，清流言官中剩下的一些意志不坚定的见风向不对，要么改换门庭，要么加紧尾巴，不再上串下跳了。

    一连串组合拳下来，一场讨伐疆臣陈邦彦的巨大风波终于被皇帝平息下来了。圣谕占田不追责，士绅百官都得到了安抚，皇帝的声誉也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

    处在广西的靖江王见陈邦彦并没有因为被言官弹劾而去职，再加上皇帝不久前颁下的主动交田免罪的谕旨，最终只得老老实实的把侵占的几千顷军田上缴到了巡抚衙门，还被额外追缴了积欠的十几万两白银，虽然实际数额远不止这么多。

    而各地的卫所在经过陈邦彦一番雷厉风行的整顿后，世袭将校落马无数，那些世袭指挥使、千户百户们因为卫所制的没落，营兵制的兴起早没什么政治地位，在行都也没有有力的党援，是贬是杀不过是巡抚大员陈邦彦一句话罢了。

    短短一两个月之内，通过抓捕刑杀，抄家追缴，陈邦彦就得到了黄金九万三千六百两，折合白银约一百二十余万两，还有白银二百一十余万两，共计约三百三十余万两白银，奇珍珠宝无算。

    此外还有精细粮食四万五千余石，十个卫，二十个千户所共清理出军田三万三千余顷，共约五十余万亩。

    其实明初时朝廷严禁民间用白银交易，一直到了弘治朝，禁令才有所松动。

    真正大规模银钱通用，那是万历朝之后的事了。那也是因为西班牙崛起，从南美运来大量高品质白银购买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否则中国根本没有足够的贵金属来满足日益达的商品经济需要。

    此时的一两白银购买力约合后世的人民币三百元之多，一个县官年俸银不过四十五两。寻常五口之家，一年的开销也用不到十两。

    三百三十余万两银子相当于后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十亿人民币的购买力，在那个人均年收入普遍只有千把元的时代算得上一个天文数字了，由此见那些乡绅豪强和世袭将校积累的财富有多少庞大。

    明末确实是很吊诡的情形，一边是民间富裕，白银大量涌入，一边却是官府一贫如洗，连皇帝也要穷的当裤子。

    由于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财富向少数权贵官僚高度集中，“三年清（不是指清朝，是清廉的意思）知府，十万雪花银。”是这时候的真实写照，而陈邦彦查抄到的脏银赃款也正是这句话的有力旁证。

    追缴到的金银粮食统计造册完毕后，除却救济广西灾民所用外，剩余的陈邦彦派出两千侍卫亲军通过水路，四百多条大小船只，立即将其输往中枢，解救中枢的财政危机。

    清理出的军田也被一一造册，作为无主官田，预备留给皇帝赏赐有功将士和军士屯垦，各地卫所中剩余的残兵老卒被原地收编为屯田军，作为第一批的屯垦队，以后屯田军直接就地取粮，不耗中枢粮饷，可以大大降低中枢的财政负担，屯垦出的粮食七分自留，一分作为军校官俸，两分押解到中枢，作为粮饷的一部分发给侍卫亲军和巡防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