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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傲慢就会四面受敌

    傲慢就是愚蠢

    难道愚蠢（缺乏智慧的人真的很不幸）不是傲慢的理由吗？这两行诗要是这样写，不是更合适吗？

    言辞傲慢，只有这一种解释

    那就是：傲慢就是愚蠢

    但是，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请智慧的人们去评断。

    1720或者1721年的时候，哥哥开始印刷报纸。这是美洲出现的第二家报纸，报纸取名为《新英格兰报》，在它之前，只有一家叫做《波士顿时事通讯》的报纸。我记得哥哥的一些朋友劝他不要做此事，他们认为，美洲只要有一张报纸就足够了，再办一张是不太可能成功的。现在这个时候（1771年），美洲办报纸的不少于25家。但哥哥坚持自己的计划，报纸排好版印刷后，我拿到街上去卖。

    哥哥的朋友中有些很聪明的人，他们为哥哥的报纸写些小文章作为消遣，这大大提高了报纸的声誉，报纸因而卖得很好，常常有绅士来拜访。我听到他们的谈话，听到他们讲报纸是如何受欢迎的时候，我便跃跃欲试。但是，由于自己还是个孩子，我怀疑如果哥哥知道稿子是我写的话，绝不会发表它的，所以我就设法隐藏自己的笔迹，写了篇匿名的稿子。晚上的时候，我把稿子塞到印刷所的门下。第二早上的时候，稿子被人们发现了。当哥哥的朋友向往常一样来拜访的时候，稿子就在他们中间传看，他们阅读我的稿子，大大地表扬了一番，这些都进了我的耳朵。我非常高兴我的稿子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他们猜测谁是文章的作者，他们猜的人都是镇上的一些博学和聪明之人。我现在想，我采用匿名的方法真是很明智，也许他们并不像我尊重他们的那样了不起。

    受此鼓励，我又通过同样的方式写了几篇稿子，它们同样得到了好评。我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一直到我浅薄的知识江郎才尽、难以为继的时候我才把这个秘密揭开。这个时候，哥哥的朋友们都认为我很了不起，但哥哥并不高兴。也许，在哥哥看来，那会使我过度的骄傲，也许这就是那个时候引起我们兄弟不和的原因之一吧。他是我的哥哥，但他认为他是我的师傅，我就像他的其他学徒一样。因此，他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他的其他学徒一样的服务。但我觉得他对我要求太多了，作为一个兄长，我希望他能给我更多的宠爱。我们的争论经常闹到父亲那里去，父亲一般都偏向于我，这可能是因为我的理由正确或者是因为我是个雄辩家吧。但是哥哥脾气很坏，他经常把我暴打一顿，这让我非常气愤。我想我这讨厌的学徒生涯有没有机会缩短些啊，出乎我的意料，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我们报纸上登载的一篇有关政治问题的文章，具体讲什么的我忘了，它触怒了州议会，于是哥哥被带到那里讯问，并且被监禁一个月。他之所以遭受这样的待遇，我想大概是因为他不想说出那篇文章的作者。我也被带进参议会审问，但我的表现没有让他们满意，他们把我训了一顿然后就放我走了。也许他们认为我是个学徒，有义务替主人保守秘密吧。

    尽管我和哥哥私下里不和，但哥哥的被监禁还是使我对当局满怀怨恨。在哥哥被监禁的时候，我负责报纸的管理。我在报纸上大胆地嘲弄当局，哥哥对此很喜欢，但另外一些人却对我有了坏印象，他们认为我是喜好讥讽的怪才。哥哥从监狱里面出来了，还带来了一项议会发出的古怪命令：詹姆斯·富兰克林不得继续出版《新英格兰报》。

    哥哥的朋友们聚集在印刷所里商议，在这种情况下哥哥应该怎么做。有人建议，为了规避法令应该把报纸的名字改掉，但是哥哥觉得那样更不好。最终他们商议出了一个更好的方案，将来报纸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义发行。为了避免州议会可能会责难哥哥以学徒的名义继续办报，他们想出了一个高招，那就是，把我和哥哥签的那个合同退还给我，并且在背面注明退还给我的原因是因为我被解雇了，以便一旦需要可以拿出来作为凭证。同时为了保证哥哥的利益，我要为剩下的学徒年限签定一份新的合同，这份合同是秘密的。这套法子很脆弱，但还是立即实施了，因而，这份报纸在我的名义下办了几个月。

    终于，我和哥哥发生了新的矛盾，我处处维护自己的自由，因为我料定他不敢冒险拿出我们原来签的那张合同来。当然，我那样趁火打劫是不对的，因此我把它当作是我这一生中犯下的第一大错。但他的坏脾气常让他对我大打出手，我对此不能不感到愤恨。我也感到自己这样做得不对，因为哥哥在其他情况下并不是个脾气很坏的人，可能是我当时太没有礼貌，太让人生气了。

    当哥哥觉得我要离开他的时候，他便到镇上的每一个老板那里游说，以阻止我在镇上的任何一家印刷厂得到工作，因此，他们都拒绝给我工作。那个时候我就决定到纽约去，那是有印刷所最近的地方。我要离开波士顿还因为我知道我已经引起当局的不少憎恶，从当局处理我哥哥那件事的专横来看，要是我还呆下去，迟早也要遭到同样的待遇。另外，我对宗教轻率的批评已经激起了善男信女的惊恐，他们说我大逆不道，是一个无神论者，成为众人所怨愤的对象。我已经决定出走，父亲已经站在哥哥那边，这一点我很明白，如果我公开出走的话，他们一定想法子阻止我。因此，我的朋友柯林斯决定帮我，他和一艘纽约州的单桅帆船船长讲好让我坐他的船，他说我是他小时候的一个朋友，由于使一个不正经的女孩子怀了孕，她的朋友逼我和她结婚，因此我既不能露面也不能公开出走。我卖了些书，筹集了路费，悄悄上了船。因为顺风，我们第3天就到了纽约，离家将近300英里。我一个只有17岁的男孩子，身上没有钱，没有人介绍，没有熟人，这就是初到纽约的我。

    那个时候，我航海的梦已经破灭了，否则我现在倒可以如愿以偿了。但是由于已经学会了一门手艺，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工人，所以我就向当地一个叫老威廉·布雷福德的印刷老板毛遂自荐。老威廉·布雷福德是宾西法尼亚州的第一家印刷所老板，在和乔治·基思争吵以后他就把印刷所迁到了纽约。他的印刷所里没有什么事情要做，所以他不能雇佣我，因为他那里人员已经足够了。但他说，“我儿子在宾西法尼亚州，他刚刚失去了他的主要助手，名字叫阿奎那·罗斯。如果你去那里，我想他会雇佣你的。”宾西法尼亚州离这里有100英里，但我还是登上了一艘开往安博依的船。我留下了我的箱子和其它一些东西，以后它们随海道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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