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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费城后，我看到民兵训练的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除了教友会教友，其余的居民几乎全都加入了进来，按照新的法律他们把自己组成了许多中队，选出了他们自己上尉、中尉和少尉。b博士来探访我，他向我说起他为扩大新法影响而做的努力。我还一度认为是我那篇对话录所起的作用呢，然而，尽管无从取证但我想也许他说的是对的，我让他保持自己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这也许是最好的方法。我们民兵联队的军官们开会，他们选我做团长，这次，我没有推辞接受了这个职位。我忘记了我们到底组了几个中队，但是我们阅兵的时候有1200多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士兵站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炮兵联队装配有6门质地精良的铜炮，一分钟内可以连续发射12发炮弹。第一次检阅我的团队后，炮兵们送我回家，并且坚持在我家门口放几个礼炮，表示对我的尊敬，炮弹把我点穴仪器上的几块玻璃震了下来摔破了。事实上我这些新荣誉也跟这些玻璃差不多一样易碎，因为不久以后英国政府废除了我们的团练法，接着我们的军衔也被撤消了。

    尽管议长和州议会之间龌龊的交易不断，作为一个议员，在他们的争论中我仍承担着很重要的一份，但是与州长之间我仍保持着一种谦恭有礼的关系，我们之间从未发生过个人的恩怨。有时候我想他之所以对我不抱怨或者很少抱怨可能是职业习惯的结果，因为大家知道对他的咨文的复文是我执笔的。他受过律师的训练，他或许认为，我们两人只是诉讼中双方的律师而已，他代表领主，而我代表州议会。因此，有时他到我家来，作一次友好探访，听听我对一些疑难问题的意见，有时他也会接受我的忠告，虽然这是很少有的事。

    我们曾共同合作替布莱德多克将军的部队采购粮秣。当他失利的可怕消息传到后，州长十万火急地，召我去见他，跟他商谈防止边陲居民逃亡的方法。现在我已不记得当时我建议了什么，但是我想我曾经建议他应当写信给丹巴，劝他尽可能地暂时把军队驻扎在边境上，以保护边区居民，等各殖民地的援军一到，他可以继续进行征讨。如果丹巴和他的部队忙于攻打其他地区的话，等我从边境回来以后，他可以命令我调动殖民地军队去征伐，去攻占杜肯堡。他提议任命我为将军，我对于我的军事才能的评估比他口头上对我的评价要低的多，并且我相信他口头上的评价一定超过了他真正的想法。但是，他认为，也许我的名望会有助于士兵的征集，我在州议会的影响也会有助于州议会的拨款支付军饷，并且或许这项拨款可以免除领主财产的纳税。当他发现我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热衷于这事的时候，就放弃了这一计划。不久以后他卸职了，接替他的是丹尼上尉。

    在我叙述在新的州长治理下，我在公共事物方面的活动之前，或许可以插叙一下此段时期内我在哲学研究方面的进步。

    1746年，我在波士顿时，遇见了一位思朋斯博士，他刚从苏格兰来不久，做了一些电气实验给我看。但是这些实验做得并不完美，因为他的技术不是很熟练。但是因为这样的项目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所以我对它们感到又惊又喜。回到费城不久，我们图书馆从伦敦皇家协会的一个会员柯立迅先生那里收到了一个礼物，那就是一根玻璃管，且附有说明书，解释做这种实验时玻璃管的使用方法。我十分渴望抓住这样一个机会重复我在波士顿所看到的实验，经过多次练习以后，我也能迅速熟练地做那些在英国寄来的书报中提到的实验了，同时我添加了几个新的实验。我说的经过多次练习，因为在一时期内我家经常客满为患，人们都跑来看这些新鲜的玩意儿。

    为了让朋友们也能够稍稍分担这样的负担，我叫玻璃厂制造了几根类似的玻璃管，这样，他们就都有做实验的设备了，最后我们就有好几个实验表演者了。在这些人当中，最主要的一个是金纳斯先生，他是我的一个邻居，那时他刚好失业了，因此，我就鼓励他通过向人们表演这些实验来赚些钱，并且给他写了两篇讲稿，在讲稿里我给他排好了实验的先后次序，与之同步的实验方法和说明，以便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实验。他为此买了一套漂亮的设备，在这套设备中凡是以前由我自己制造的粗糙的小零件，现在都由仪器制造商做得很漂亮细腻了。他的演讲很受欢迎，给人以美的享受；后来他走遍了每个殖民地，在每个重要城镇表演他的实验，因此赚了些钱。在西印地安群岛，做这样的实验有些难度，因为那里的空气一般的情况下都很潮湿。

    很感谢柯立迅先生给我们寄来这样的玻璃试管等其他实验器材，因此我觉得应该写封信对他表示我们的谢意，此外告诉他我们在使用这些东西所取得的成功，我就写了几封关于我们实验情况的信给他。他收到后并在皇家协会中宣读了它们，但是皇家协会一开始并不认为我们的东西值得注意，因此就没有在他们的刊物中发表。有篇论文，是我写给金纳斯先生的，关于论述闪电和电的同一性问题，我把它寄给了米切尔博士，我的一个老熟人，他也是皇家协会的成员，他写了一封信给我说他在会上已经宣读了我的论文，但是却受到了那些行家的嘲笑。然而，这些论文，被拿给富特吉尔博士看，他认为这些论文很有价值，不应该被埋没，建议应把它们刊印发表出来。柯立迅先生把它们交给凯夫，交代他在他的《绅士杂志》上发表；但是凯夫却把他们印成了单独的小册子，富特吉尔博士给写了序言。凯夫，看来他的生意算盘是拨对了，因为后来陆续加上去了寄过去的论文，这本论文集变成了一本厚厚的四开本，出了五版，可是却没花他分文的稿费。

    然而，在一段时期内，这些论文在英国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后来一个偶然的机缘，我的一篇论文落在了布丰伯爵的手里，他是法国著名的科学家，当然也是全欧洲著名的科学家。他就把它推荐给戴立波特先生，并要他翻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这一出版却让箬莱特神父大为生气，他是皇家科学的导师，也是个能干的实验派科学家，他以前自创了一套电学方面的理论并且发表了，这个理论在当时甚是流行。他起初不敢相信这个理论来自美洲，且说这一定是他的论敌们为了破坏他的理论体系在巴黎编造出来的。虽然他曾一度怀疑，但后来却不得不相信，在费城真的有一个叫富兰克林的家伙，他写了并印发了一系列的信件，这主要是写给我的，他的目的是捍卫他的理论，否认我的实验以及从我实验中得出来的确实数据的真实性。

    我曾经想给他回信，而且已经写好了回信的开头，但后来我转念一想，我的论文中讲述了实验的方法，任何人都可以重复检验，假如检验得有问题，那就用不着为自己辩护了；而我论文里的观点仅仅是作为假设提出来的，并不是武断的教条。因此，我也没有必要为它去辩护；两人之间的争辩，考虑语言的不同，很有可能是因为翻译的时候出现的一个小错误而引起的相互间的误解。这位神父有一封信中的大部分言论就是因为论文中的一个误译而引起的，因此我就没有为这些论文同他争辩。因为我相信，与其花大把的时间同他做些这样无谓的争辩，还不如利用这些时间多做几个新的实验。这样，我就从来没有给神父回过信，后来的事情证明我这样做是明智的。因为我的一个朋友，皇家科学协会会员李罗先生站出来为我辩护，驳斥了他的观点。我的论文集被译成了意大利文、德文和拉丁文，书中的学说也逐渐地为欧洲的科学家们普遍采纳，而抛弃了那神父的学说。所以在他死之前，他几乎是孤家寡人一个，除了他的一个高足，巴黎的b先生追随他以外，剩下的就是他自己了。

    使得我的书突然畅销引起人们广泛注意的是书中所说的一个实验的成功，这是由戴立巴和德罗两位先生在马莱做的，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把云端的电引到地面上来。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轰动，远近闻名。德罗先生有个实验室，他还讲授实验科学，重复他所谓的“费城实验”，在国王和王后面前表演以后，巴黎全城爱看热闹的人都蜂拥而至了。我在这里就不多说这个重要的实验以及我为之高兴的那个实验，那是我不久以后在费城用一只风筝做的一个类似的实验，这个实验也取得了成功，因为这两件事在电学史上都有记载。

    一个英国医生叫莱特，他在巴黎的时候写信给他的朋友，他的朋友是一个皇家学会的会员，告诉他国外的学术界对我的实验非常重视，外国的学者不了解为什么我的著作在英国反而默默无闻。听到这样的消息后，皇家学会才重新考虑以前在会中宣读过的我的论文。著名的华生博士把曾经宣读过和从那时我寄到英国去的一切与电气有关的论文做了一个简要的报告，在报告中对我推崇备至，这个报告就发表在他们的皇家学会的会刊上。一些在伦敦的会员，特别是才智聪敏的康东先生，都证实了用一个尖针就可以把云端的电引下来，他们把结果报给了皇家学会。不久皇家学会就纠正了他们一开始对我忽视的错误，后来对我十分优待，并且给了我这样的荣誉：没有经过我的申请，他们就自动地选举我为皇家学会的会员，而且还决定豁免我缴纳按惯例要交的会费。会费是25个金币，此后他们一直免费赠送我他们的会刊，同时还给我颁发1753年高富力·科普林爵士的金质奖章，在颁发奖章的典礼上，学会会长麦克尔勋爵还发表了一篇非常客气的演说，对我大加赞许，极力推崇。

    上面提到的皇家学会的奖章由我们的新州长丹尼上尉替我带到美洲来，在费城为他举行的招待会上他把奖章赠送给我。在转交时他对我表达了他的敬意，言语十分客气热情，他说他对我的品德仰慕已久了。饭后，当参加宴会的人按照当地的习惯喝酒的时候，他把我拉到另外一间房间里，告诉我说他在英国的朋友劝他跟我结交，他们说我能给他最好的忠告，能够辅佐他使他的政途一帆风顺，因此他极愿意和我友好相处，他要我知道在任何时候他都愿意尽力为我效劳。他还对我说了许多关于领主对宾西法尼亚州有很多好的想法，他说如果能使议会放弃长期以来对领主各项措施的反对意见，使领主和他的臣民能够言归于好的话，对我们大家，特别是对我，都会有好处的。能够促成这一局面形成的，他说，大家都认为非我莫属，而且我还可以获得适当的酬谢和报答等等。喝酒的人看到我们迟迟不回席就叫人送来了一瓶白葡萄酒，州长就大喝了起来，酒喝得越多他的恳请和允诺也就更多了。

    我对这个目的的回答是：感谢上帝，我的经济状况还好，因而也不需要领主给我这些恩惠。同时，作为一个议员，我也不能从州长那里得到任何恩惠，但，我和领主之间并不存在个人嫌隙，任何时候，只要他提出来的公共措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我一定会比任何人更热烈地拥护和赞助。我过去之所以会反对，那是因为领主所提出的措施明显是为领主个人的利益服务的，而且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的利益。我说我对州长对我的好意表示感谢，他可以放心，我将尽我所能使他在执政期间尽可能地顺利，同时希望他没有像他前任那样带着不幸的指令来就任，这种指令使他的前任束手无策。

    在这点上他当时并没有过多的解释，但是后来，在议会中处理事物的时候，领主的指令又出现了，争论于是就又出现了，我又积极投入了反对的那一面中，因为，第一次要求州长把领主指令通知议会的请求是我起草的，以后对于这些指令的意见也是我写的。这两个文件都可以在当时的决议案中和我后来发表的历史记录中找到。但是，我们私人间却没有发生过任何的恩怨，我们常常见面，他是一个学者，到过世界许多地方，谈吐十分风趣动人。他是第一个告诉我，我的老友詹姆斯·拉尔夫还活着，他还被认为是英国最卓越的政论家之一，在弗雷德里克亲王和国王之间的争论中他还服务过，每年拿300镑的年薪呢，但他作为一个诗人却没那么著名，蒲柏在他的“愚人叙事诗”中曾经攻击过他的诗，但是他的散文却被认为是一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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