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页

    虽然这件事情很难，而且不一定能够办成，但是范文林愿意去一试！

    因为这个时候社会需要新闻，需要舆论，需要真相！

    所以，在国军撤离国军之前，范文林便带着顾恺之一起前往了重庆。

    在离开之前，范文林将徐州青记会的会长转给了周凯。

    至于为什么要带着顾恺之，建立报刊是需要记者的，这个时候顺带拐一个就能多一个人了！

    当然这只是范文林的真实想法，在对顾恺之的思想工作上，他还是做的很到位的。

    从徐州前往重庆，范文林选择的是火车。

    这个时候的火车是个稀罕玩意儿，基本上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坐过，范文林也是第一次乘坐这个时代的火车。

    为了能买到票，范文林和顾恺之早早的就开始了排队，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漫漫人群中抢到了两张三等票。

    民国时期的火车是没有座位号的，基本上就是只要你有票，那么能不能坐到位置，全看你的运气。

    因为票上没有座位号，所以理论上乘客们可以坐在任何一个自己想坐的位置，前提是如果你能找到座位的话。

    为了因为这样的售票方式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例如位次混乱，人数过载等等。

    1922年，北洋政府交通部专门出台了一部《中华国有铁路客车运输规则》，该规则第二十七条规定：“乘车票概按本列车之座位多少发售。”

    就是说火车站不卖站票，完全按照现有的空位数量向乘客售票，有多少空位就卖多少张票。

    如果车厢里已经没有座位了，售票人员就会谢绝乘客的购票要求，提醒他们耐心等待下一趟火车。

    如果民国时期的售票人员真的按照这条规定去做，那车票上有没有座号也就无所谓了，反正是一人一座，大家用不着争抢。

    可惜这条规定看起来非常合理，但是却根本不可能付诸实施。

    为啥不能付诸实施?

    首先是因为当时没有发达的通信设备和调度设备，售票员无法及时知道每趟列车上还有多少个空位。

    所有的车票卖出全是人工核查的，车上到底有没有人，有多少人也根本没人知道。

    其次售票人员的奖金跟售票收入是挂钩的，而普通乘客的投诉又常常得不到受理，这一不合理的奖惩制度必然促使他们超额卖票，即使明明知道所有车厢都已经满座了，他们还会继续把票卖出去。

    只要多卖出了票，他们自身的工资就会上升，但是买这些票的人最终能不能坐到位置就全靠他们自己的运气了。

    因为票上没有座位号，所以先卖出去的票和后卖出的票是一模一样的，根本没有先次之分。

    最后还有一项关键原因：民国时期不流行预订车票(头等车厢和卧铺车厢可以预订，但是预订时效最长不超过两天)，一般都是在火车即将进站的时候才开始卖票，在火车开行前两分钟马上又停止售票。

    这个时间非常短，大站约两小时，小站约一小时，只有始发站、终点站和非常重要的火车站(如北京前门、天津总站、南京浦口车站)才有可能将售票时间延长到两小时以上。

    售票时间如此之短，乘客怕买不到票，窗口一开，蜂拥而入，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光维持秩序和查点票钱就够忙活的了，哪里还有时间顾及售出的票数是否超出空闲的座位数呢?

    范文林和顾恺之为了抢到火车票，可是早早就来到火车站等着排队了，但是他们这般努力，还是只抢到了两张三等火车票。
    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