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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点是政治上的考量，“1·28事变”后，国民政府短暂迁都洛阳，当时不去四川盆地原因，是因为当时四川还不在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中。当时四川各军阀虽然名义上服从中央，但实际上还在混战，宛然一个分裂的割据政权。

    抗战前夕，局势已经有了好转。国民政府借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名义渐渐取得的四川的控制权，并改编了四川军队。

    四川军阀中，当属控制重庆的刘湘与国民政府走得最近，一定程度上，国民政府与刘湘相互借力，国民政府取得了四川的控制权，刘湘也得以主政四川。

    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庆是国民政府在四川的大本营，国民政府对重庆的控制最牢，自然也就最放心，因此只有重庆，才是战时首都的最理想选择。

    基于这些主要因素，常校长决定未来中国对日作战的核心就在重庆。

    国民政府的西迁行动，在民国二十六年11月15日秘密发布中央政府西迁指令，自上午开始，先搬重要档案、文件、印信。

    然后随行人员陆续登船。

    11月17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中央官员，携带中华民国印信旗幡登上「永绥舰」，正式撤离南京，沿长江而上重庆。

    11月20日林森到达武汉，脱离日军威胁范围后，中央通讯社才公开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重庆名义上成为中国战时首都：

    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蔓延，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爰决定抗战自卫，全国民众敌忾同仇，全体将士忠勇奋发，被侵各省，均有剧烈之奋斗，极壮烈之牺牲。

    而淞沪一隅，抗战亘于三月。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

    暴日倾其海陆空军之力，连环攻击，阵地虽化煨烬，军心仍如金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而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迩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

    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

    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

    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

    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

    特此宣告，惟共勉之。

    在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虽西迁重庆，但大部分政府机关和军事统帅部仍集中于武汉，华东撤退过来的资源加上武汉原有的轻工业基础，实际上成为当时全国军政、经济的中心。

    国军于民国二十七年初调集一百余万部队，沿河南、安徽、江西、浙江一线布置防线。

    日本也于5月颁布《国家总动员法》，将国内兵源悉数调往武汉战场，目的是消灭国军主力并结束对华战争，本土仅剩下一个近卫师团驻守。

    10月24日，日军攻陷武汉，中国空军耗损过半，海军在长江上被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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